一年有2-4部院线电影上映——这样的工作效率放到整个电影市场来说都少有人能够做到亚新炸金花，但邱礼涛却持续了多年。

自出道以来，邱礼涛一直保持着高产的创作频率。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在去年有四部电影上映：《扫毒3:人在天涯》《暗杀风暴》《绝地追击》《93国际列车大劫案：莫斯科行动》，而今年仅上半年就有《谈判专家》和《海关战线》两部作品。

然而，这种创作热情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在豆瓣的影人界面，邱礼涛的待映作品排得满满当当，足有十八部之多。

（图源：豆瓣）

在保持创作热情的同时，邱礼涛也保持着对内容创作的思考。从早年《伊波拉病毒》《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到现在《谈判专家》《拆弹专家》，看似从低成本Cult片“地下导演”转型成了动作商业大片主流导演，但在社会议题和人物塑造上，邱礼涛从未放弃过思考与观察。

北上拍摄多年，邱礼涛对两地的观众口味和市场变化有了更清楚的认知，他可以将场面设计的紧张刺激，也可以让故事拥有更多的戏剧张力。在当下的电影市场，邱礼涛是最令观众和投资方放心的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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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直在商业电影里摸爬滚打多年的邱礼涛，少有踏入到电影节展的市场环节。在今年的FIRST，邱礼涛作为电影市场评委，真实触碰到了迷茫的创作者以及具有创作力的项目作品，这些经历都丰富了邱礼涛对当下电影市场的认知与理解。

在与毒眸的交流过程中，每每谈及电影，邱礼涛始终敏锐、真诚、恳切。一直以来，外界都不理解邱礼涛“疯狂”拍片背后的迫切感源自于哪里，如今才明白，唯有对电影的几十年不曾动摇的热爱才会如此。

毒眸：平时参加创投活动多不多？

邱礼涛：不多。其实电影市场活动平时都不太去，但是，FIRST还是大学生影像节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它了，它提供一些资源渠道给年轻人，帮助他们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毒眸：那你这次看到的创投剧本，有没有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呢？

邱礼涛：我觉得没啥问题。主流的大众化电影、个人表达的作者性电影，各个类型的作品都有，不会很单一。这跟之前我遇到的年轻人有些不一样，那时候大家普遍想快点拍出片子来，拍文艺片，但现在蛮多样化的。

（图源：FIRST青年电影展官方）

毒眸：那你觉得创投项目中，比较商业的作品有没有达到电影公司想去投资它的程度？

邱礼涛：作为一部电影来说，他们的剧本是OK的。但是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文艺片想要呈现创作者的表达、审美，这些东西很难，但对于商业片来说，在技术上呈现更难，比如那些上千人的大场面。以我的作品《海关战线》为例，虽然有人觉得不好看，但对电影工作者来说，整个电影的组织统筹、操作层面都是蛮复杂的，这一类电影我称为“技术型商业片”，它是需要很多经验的。

文艺片可能在构想的时候有些困难，但摆定镜头后，就可以拍，但是那些商业电影，需要非常纯熟的技术要求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没具备这个技术能力，除非投资方给你无限的投资去试错，否则很难会顺利，这就对新人挑战比较大，可能要先试两天，第三天才能正式拍，但是像我这样有了几十年经验的人，到现场就可以直接拍。

毒眸：近些年香港电影出现了一些新导演，他们创作了质量不错，和之前的港片风格不太一样的作品，比如《年少日记》，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风向？

邱礼涛：以前也有这样的作品。全世界差不多会有一个大概的市场趋势，当电影工业走下坡路的时候，市场上就会出现两种现象：第一，投资方的投资减少，第二，明星会变少。

现在的日本片就没什么大片，几年才有一部大片，而且全部都是偏向写实的、低成本的，三池崇史拍的也是低成本电影。

之前香港八十年代新浪潮，除了黑帮电影，就有很多写实作品。比如，现在还在拍的许鞍华，拿三届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方育平，杜琪峰好久都没拍片了……他们那时候都拍了很多写实作品。

总的来说，写实的作品拍摄成本低，除非一些特别情况，拍摄的服装可以用自己的衣服，取景也可以就地取材，那时候全部都是这样的。

《年少日记》剧照（图源：豆瓣）

毒眸：你的剧本创作中，大多会加入一些有深度的社会议题，那现在还有哪些议题会让你感到比较兴奋？

邱礼涛：其实，大部分的社会议题都不会让我兴奋，更多是伤感。就是你要通过电影让观众知道一个可怜的故事，而且要在悲伤之余去关心它。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关心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不要这样想，很多事情是需要累积的，不要觉得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当然，的确很渺小，但是你集中起来就可以很大。

只是，这几年我拍主流商业片，不能太过主题先行地去讲这些议题，如果太主题先行的话，可能就搞砸了，因为观众买票想看一部紧张刺激的电影，那动作片就应该把动作场景最大化地呈现。

社会议题和动作场面的结合其实很难拿捏的。从剧本阶段就开始考虑，什么是“对的”，什么叫“大众化”，其实有时真的不知道。创作者需要了解群众，但是群众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你怎么会知道呢？

毒眸：不同于一些作品中反派形象比较单薄，你作品中的反派角色比较丰富立体，是怎么塑造这类角色的？

邱礼涛：生活中接触到的附近的人，以及看到的一些新闻资讯。其实，大历史、小历史之中都是有很多故事的，然后从中把这些有意思的故事提取出来。当然，如果大历史的故事放太多或者太集中了，就会让作品变成一个历史片，那怎么整合这些素材是创作者需要考虑的。

毒眸：感觉观众是喜欢看这些比较出色的反派的？

在选择布料时，重要的是要考虑自己窗户的方向。朝南的窗户采光很好，薄纱布、棉质或丝质更合适。朝北的房间通常是寒冷和灰暗的，所以应该选择暖色和有点厚重的窗帘来增加温度。如果家里有朝东或向西的窗户，遮阳是窗帘最重要的用途。遮光窗帘不仅能阻挡强光，还能保持室内亮度，充分利用自然光照亮房间。与繁华街区相邻的窗户在晚上也有来自路灯和广告牌的强光。为了有一个稳定的睡眠，需要更厚的窗帘来遮挡。

伏吟主潜伏、等待，而反吟主反复、迅速之象。

邱礼涛：如果你针对的是内地的观众，可能是因为这类角色之前比较少。

当然，某个类型角色太多的话，就会出问题。其实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某个类型片一成功，大家就一窝蜂，拍到死为止。比如说动作片有一轮热潮，然后个个都来搞。迪士尼的漫威之前一年大概有20部左右吧，现在说从明年开始只拍三部了。

商业社会，杀鸡取卵。

毒眸：拍摄电影时有没有艺术上的追求？

邱礼涛：我不会用“商业”“艺术”这些形容词来区分电影。像《黄土地》，大家可能觉得它靠近艺术片更多点，那《第二十条》其实也很商业了，但是它也讲到了一些社会议题。像李安，他的拍摄手法比较商业，《断背山》的节奏是商业的，但是电影也具备艺术性。

《黄土地》剧照（图源：豆瓣）

毒眸：一些导演提到，他们上了年纪后，反而越没有欲望拍电影。

邱礼涛：我不代表其他的人。我觉得我没理由现在的日子还在拍二十岁拍的东西了，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跟你二十年前没有差别的话，其实有些悲哀，但如果你已经变的和二十年前完全不同，这个就更悲哀了。

我说极端一点，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刚离开学校，多多少少想改变世界，但是二十年后你被世界给改变了，你认不出二十年前的自己了。

有些东西我不想拍，不是说这些项目不行。《爱在黎明破晓前》这种故事，你现在给我，我就不是很想拍，其实也可以拍，起码不算抗拒，但如果从优先级的角度来说，我不会优先选它。

很多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题材你想拍，另一种也不是说模仿，而是你很喜欢，甚至觉得惊为天人，那当你有机会拍戏的时候，你就会想那我拍一下那个戏，大部分的时候心态是这样的。

毒眸：是否感觉现在作品会更取决于用哪些香港明星？

邱礼涛：现在内地观众看合拍片电影里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香港明星，但其实香港也有一些有知名度的演员，只是他们的知名度在内地并没有传播性。

现在那些有认知度的香港明星在内地可以有比较好的票房，如果想要满足内地市场的票房需求，那就只能继续这样拍了，但是他们在欧美等其它地方是很少有人认识的。

毒眸：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方法来解决电影投资方的这种偏好呢？

邱礼涛：他们不会考虑这些，因为内地市场实在很大，连外国投资方都想进入这个市场。内地票房好，投资方已经觉得很好了。

一个现实是，中国的文化输出，目前还有好久的路要走，如果你说要投资方有国际视野，他为什么要有国际视野呢？他们做生意已经很赚了，那些国际视野并不会有太多的投资回报。

北美、欧洲、澳大利亚之类的海外地区，那边的观众，除非真的特别留意中国电影的人，大多数观众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导演，数来数去，还是张艺谋陈凯歌。

毒眸：感觉现在内地观众正在建立对香港年轻演员的认知，最近的《九龙城寨之围城》那四个年轻人就得到了一定的关注。

邱礼涛：所以还是要有作品。

有些作品口碑好，但票房那么差，就是观众没有入场。片方如果没有大力宣传，再加上又没有内地观众认可的明星，那票房自然会低。不走运的话，口碑不行，票房又不好，那这样的话，投资方就不会再跟，之后可能不会完全不投资，但是不会主力投资了。

我们刚刚说“跟风”的话题嘛，你得有很好的票房才会有人“跟风”。比如提出找卢镇业拍一部电影，但是他上部戏只卖了几千万，投资方就会失去信心。那比如说《维和防暴队》的主演，他的电影可以卖5个亿，那就会被记住。

《维和防暴队》剧照（图源：豆瓣）

毒眸：现在在内地拍电影和以前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邱礼涛：经过这么多年，我普通话进步了很多，熟了之后容易跟大家沟通。九十年代拍的时候会慢一点，现在过了快二十年了，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当然现在也还不是很老。（笑）

我们起初来内地拍戏，在南方会比较快一些，因为当时有个电影工厂训练了很多人香港人在那里工作，我们在北方就会比较慢，举例来说，如果广州是100，那北京就是20、30左右。但是现在经过大家很长时间的磨合，拍摄队伍进步很大。

当然，现在内地电影规模变大，跟内地的创作者也合作多了，慢慢就会变得顺利。其实，沟通不是主要问题，陌生的环境都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毒眸：成本控制这块是不是做得比以前更好了呢？

邱礼涛：九十年代千禧初的时候大陆就贵了很多，现在北京比香港还要贵，所以现在在北京拍的少了很多。投资方都计算过，现在内地拍电影的税、劳务费等等都很贵，所以你说来内地拍电影贪便宜，不是这样的。

（图源：豆瓣）

毒眸：有没有觉得这两年预测观众的反应比以前更困难了呢？

邱礼涛：不是。疫情三年让电影环境进入了真空状态，人的生活习惯不同了，从正常获取媒介的渠道来说，腾讯、爱奇艺、优酷的作品足够丰富了，那会不会大众看了这些作品后，他们的口味就转变了呢？

剧集我就不说了，哪一部网大看的人最多呢？很多人觉得网络电影很不堪，尤其那些影迷，但很可能网大作品实际上很受欢迎。很多时候大部分人没搞明白一件事，就是网大是不差的。

内地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家都抢着涌入的市场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跑马地的月光》，当时它在香港上映的票房只有20万。但是投资方立刻就要开下一部《月满抱西环》，因为它的影碟当时卖了四十万张，也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数据是大家不知道的。

毒眸：现在你会在电影上映后，去看观众的评价吗？票房数字会影响你吗？

邱礼涛：多多少少是有的，但没有以前那么脆弱了。那你拍电影不一定要所有人都赞成的，这也太专横了。

当然，作品出来被人骂也是有些不舒服的感觉，以前这种感受会更大一点，现在好了很多，因为现在的评论是很多的，我觉得可能很多是你根本不用理的东西。

一部电影可能上映一两年之后的评论会真实一点，在上映的时候，那些评论真真假假你很难分辨得清。你电影中用到了明星，明星是有粉丝的，也有观众会不那么喜欢他，这市场上也有竞争对手、水军之类的。

所以，看到那些评价，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就在骂我，他看没看过电影我都不知道，那我为什么要在乎他。可能无意间翻到评论的话亚新炸金花，我会看看，但我不会专门找来看，因为那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